一九二五年十月至一九二六年九月，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出版“诗刊”和“剧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一九二六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一九二六年六月，张彭春也从清华大学辞职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学教育系讲授他的本行，英国文学系创立后在该系讲授他拿手的“西洋戏剧”。
张彭春虽然没有参加“新月社”，但同“新月社”的主将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与徐志摩更是亲密无间。到了一九二六年二月，徐志摩此时已同陆小曼热恋，他来天津到南开拜访张氏兄弟。一天，徐志摩忽然要找纸和笔写信，张伯苓便问道：“给谁写信呀?”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张彭春却在一旁笑着说：“顶相干的呢!”
徐志摩
由此可见张彭春与徐志摩两人间关系之不一般。
这年秋天，徐志摩准备同陆小曼举行婚礼，特地去邀请他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却遭到了老师的拒绝。张彭春和胡适两个人便一块儿去找梁启超为徐志摩说请。最后梁启超总算答应了，不过条件是必须让他在婚礼上对徐志摩行“训斥礼”。果真，在结婚仪式上，在大庭广众下，梁启超声SE俱厉地训斥新郎官道：“你这个人用请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作新人!”梁启超这一“训斥礼”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一九二七年，“新月社”主要成员胡适、徐志摩、余上沅等在上海重聚，这是北平“新月派”活动的南移和重振。那年七月一日他们创办了新月书店，作为出版“新月派”成员作品的一个基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日《新月》月刊正式发刊，徐志摩和“新月派”的事业蒸蒸日上。这年张彭春邀请徐志摩到南开大学讲演，十二月二十五日晚，徐志摩来校畅谈了自己近日游历英、美、日和印度诸国的观感。讲演结束，南开新剧团演出话剧《亲爱的丈夫》，作为对贵客的欢迎与感谢。张彭春曾经委托徐志摩为南开大学图书馆购买新月书店出版的诗歌与戏剧类书籍。到一九二九年年底已买到一百多种，其余的还在陆续购置中。张彭春计划将这些图书摆放在一个专门的书架上，作为“诗剧丛书”陈列于图书馆内供师生们参考，或为研究戏剧之用。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因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遭遇空难英年早逝而戛然中断。天才诗人的猝然离世迫使《新月》于一九三三年停刊，“新月派”的最后一个活动基地新月书店也难以维持，只得转让给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由胡适于“让与合同”上签字。从此“新月社”宣告解散，在我国文坛上一度名声显赫的“新月派”，就这样结束了它十年的活动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张彭春奉命到英美等国宣传抗日。他于一九四○年调入外交部，出任驻外使节，十月携带妻子和两个儿子出任土耳其公使，两个女儿则留在国内寄居于上海的亲戚家中。一九四六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一九四七年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国代表，一九四八年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加起草《世界人权宣言》。
一九四六年四月，张伯苓到美国治病，张彭春的次女新月便随伯父一起赴美，与家人团聚。她在美围继续求学，后获化学博士学位。一九四八年，张彭春的长女明珉也被送到了美国，从此全家在纽约团聚。
如今耄耋之年的张新月女士定居于美国加州圣河西市，退休前先后执教于美国多所大学。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为纪念张彭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她曾经策划、出资出版了一部纪念册，书名为《话剧在北方奠基人之一——张彭春》，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张新月亲自整理、编写了《张彭春年表》，在年表中讲述了自己的命名由来，以及“新月社”的命名经过，并强调指出：“外传先有‘新月社’，不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