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改革的认识，总是有先有后。不少人之赞成改革，往往是在见到改革的实际成效之后。对此，改革只能热请地欢迎，然而，商鞅却无此雅量。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初有言不便者，有来言令便。鞅曰：『此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就硬是将已经赞成和拥护改革的人推到反对改革的一边去，无谓地增加了自己的对立面;用这种方式堵塞言路，也不能完善改革的措施。由是「畜百姓之怨」，实在怪不得别人。
商鞅
无法可循，有法不依，固然是乱国之道。「用法严酷」，却也过犹不及。这位改革的祖师爷看来不大注重提高人的素质，只想用强权苛法驱赶一大批「卑贱者」和「愚人」进入文明社会。于是「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以至于动辄「连坐」。以此赢得的「乡邑大治」并不稳固，「秦人皆趋令」，并非心悦诚服，而是迫于无奈。因而，「为相十年，人多怨之」，直到亡命逃难，舍主人因怕「连坐」而不肯收留他时才感叹「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却是为时已晚。
商鞅惨遭车裂前五个月，曾与一位叫赵良的人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商鞅问赵良，他治秦，与百里奚相比，谁治得好?赵良直言不讳，他说百进而奚为相，「劳不乘加，暑不张盖，及其死也，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他说商鞅主政，「陵轹公族，残伤百姓」，于是断言商鞅「危若朝露」，「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赵良的这番话，尽管也有胡子眉MAO一把抓的MAO病，例如商鞅敢于得罪「公族」，其实倒正是他的长处。老百姓却是得罪不起的，赵良之所以能料到商鞅的结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商鞅的这个致命弱点。
商鞅变法是皇帝要求的，杀商鞅也是皇帝下令的。因为商鞅变法，皇朝的财政危机得到了解放，因为商鞅变法，得罪了许多朝廷大臣，皇帝的江山受到了威胁。所以，皇帝在财政危机解除后，为了不丢社稷，就杀了商鞅。其实，商鞅受命变法是死，不受命也是死，可以说商鞅死的冤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