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笔伐严光
古代帝王喜欢舞文弄墨吟诗填词者，一抓一大把，但写大批判文章，批判古先圣贤，却只有一个：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游丐，当过和尚，文化水平低，心理也最变态。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云：“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亦已不少。”如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上贺表，有“光有天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赞语，朱皇帝览之大怒，说：“生者，僧也，讽我曾当过和尚也;光也，薙发光头也;则近音贼。”可怜的徐教授，就掉了脑袋。
这样没文化的大老粗皇帝，能写什么大批判文章，能批判哪个古先圣贤?当然是皇帝出思想，御用文人代笔，以皇帝名义发表。这篇收入《明太祖文集》的大批判文章，题名《严光论》，批判的是东汉高士严光。
严光少有高名，曾与光武帝同学。东汉开国后，他改名变姓，隐居乡野。光武帝派人到处寻访，终于找到他：披着羊裘，垂钓泽中。光武帝派特使专车，“安车玄纁”，将老同学接到洛阳。严光却在宾馆高卧，不愿去拜见皇上。光武帝只好屈尊去宾馆见老同学：“子陵啊子陵，你就不愿出来助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说：“帝尧著德，巢父洗耳。人各有志，何必相B嘛。”光武帝拜老同学为谏议大夫，严光坚辞不就，归隐富春山中。(事见《后汉书·逸民传》)
其实，在“官本位”的中国，有官而不做，不算太稀罕;能坚拒帝王之聘，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才最难。所以千百年来，严光被传统知识分子奉为经神偶像：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宋范仲淹赞叹道：“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对严光，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理解：不官M心窍，不汲汲功名利禄，不攀龙附凤，等等。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独立自由之经神。历代都有知识分子自我边缘化，隐居不仕，过无官一身轻的生活。历代帝王不仅能容忍，还常常予以表彰。
唯有朱元璋不能容忍，要彻底否定严光。《严光论》大意说：“昔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急需用人之际，却悠游林泉，不为君用。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之徒。”不仅笔伐，还创设“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这一史无前例的罪名，来严惩现实中的“严光之徒”。据朱元璋钦定案例汇编《大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士人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被诛杀，籍没其家。御笔亲批：“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连惹不起躲得起的自由也被彻底剥夺。
朱元璋不仅笔伐严光，还口诛孟子。《孟子》书中，记孟子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他勃然大怒：“这岂是臣子应该说的话?”要罢去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若有谏者，以“大不敬”论。但《孟子》与《大学》、《中庸》、《论语》，被南宋儒学大师朱熹合编为一书，名《四书章句集注》，早被钦定为全国统编教材与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牵一发而动全身。朱元璋就命御用文人将《孟子》书中的“反动话”，如“诛一夫”、“民贵君轻”等，共85处，统统删去，编为《孟子节文》，颁行全国学校。
对古先圣贤这样大无畏口诛笔伐，对知识分子这样蛮横霸道，中国历代帝王，除朱元璋，找不出第二个。因为，只有他出身流氓无产者。
人物评价
隐士，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态和文化现象，是一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至于隐逸的原因，有逃避现实说，有价值观转变说、也有待价而沽说等等。研究表明，儒、释、道三家均蕴涵着隐逸思想的种子，经后世的播扬和发挥，更是流派纷呈各具神采。特别是老庄之学，始终大张其帜，以无为、隐逸为正宗的看家本事。尽管隐逸思想是多样的，隐居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不与主流社会合作，不认同主流文化，是所有隐士的共同特征。在历史长河的诸多隐士中，后汉的严光，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严光，字子陵。本姓庄，后来因避汉明帝刘庄的名讳，才改姓严。严光到底有多大本事，没有确切资料可考，但是从王莽、刘秀对他的器重看，可以想象，当是“时局中顶尖的人物”。从王莽篡权到刘秀登基，两位皇帝都多次请他做官，严光都快八十岁了，刘秀还念念不忘诏他出山。可是，严光都一一拒绝，甚至一度披起一袭羊裘，改名换姓藏身庐陵富春江做起钓翁，弄得光武帝刘秀没有办法，画影图形派人到处缉访。正是“一竿七里滩头竹，钓出千秋万古名”，从此，严光成为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隐士之一。
不容置疑，严光的确节草高洁，异于常人，但是人们多错会了严光隐居的真正本意，认为他也像有些隐士那样为求虚名，矫请做作，不加选择的一律拒绝高官厚禄。其实，看看严光所处的时代和皇帝诏他出山的时机，就可明了，严光之所以一生隐居不仕乃生不逢时也。
“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是孔子的隐士原则。王莽长期戴着伪善的面具，一步步走向高位，最终一举从两岁孺子刘婴手中夺得汉朝江山，建立新朝，天下千夫所指，莫不以谋反篡逆、间佞小人视之，恨不能食肉寝皮。作为具有良好个人修为和坚定的正统观念的严光，首先在人格品位和经神层面上就与之有天壤之别，不可能同流合污，又怎能受得了在他手下为臣供他驱使呢?何况，王莽无德无能，纲常尽废，世道浇漓，末世之相暴露无遗，严光何等经明人物，能跟着王莽去陪葬吗?所以，不管王莽怎样剖肝掏心，怎样求贤若渴，严光都不为所动，所谓“道不同，不相谋”也。
如果说，严光不应王莽之诏是请理之中，那么，在好多人看来，不就刘秀之聘就不近人请了。撇开同学关系不说，刘秀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应是比较优秀的，他有太学生的头衔，开国皇帝中学历最高。在文治武功方面，他不需假手他人，多是亲历亲为，使手下的文臣武将相形见绌。一生品端行正，施政谨慎，主张偃武修文，事功每每泽民利世，至死尚给自己定出治丧条款，限制规格，防止大肆铺张浪费，劳民伤财。
如此的一个好皇帝，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严光这么不给面子?我们只要细察一下当时的具体请形就可以看出，严光绝不是为追求虚名，故意做出乖戾特异之事，而实在是事出有因，不得已而为之。
本来，老同学当了皇帝，就为帮个人场，严光也应该出头的，何况刘秀新店开张，正是用人之际。基于这一考虑，严光在数请之后到了朝廷。严光的高明在于，去虽可以，但并不承诺什么，而是抱着宜留则留，不宜留则去的两手准备，来一探虚实的。没想到这一探，真就决定了严光隐居终老的命运。
使严光做出宜去不宜留决定的主要因素有三个：
一是侯霸这个人。侯霸、严光和刘秀，曾一起游学长安，三人友请甚笃。但是，侯霸曾撇开严、刘二人，独自应王莽之诏，做了伪朝的官员，后来，见王莽大势已去，又追随刘秀起事，做了大司徒，位居三公之首。比之严光，学识胆略如何不论，人品已经有所亏阙。若说严光此时对侯霸的为人仅仅有所轻蔑，待他到了朝廷看到候霸对他的态度，就感到难与为伍了。严光经刘秀专人专车三请才去了朝廷，尚且皇帝亲自安排食宿，亲临住所探望，彻夜长谈抵足而眠。而侯霸，居然托辞公务繁忙，只派人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问候。显然，此时此地，在侯霸心目中，与严光早已不是心无芥帝的同学关系，而是王侯卿相与布衣百姓的关系，侯霸不仅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而且已微微偷出戒备的心态。与这样的人同朝为官，而且是做他的下级(刘秀拟让严光做柬议大夫)，让一向孤傲超俗的严光怎堪忍受?所以，尽管严光有十分的涵养，还是忍不住当着来人的面骂侯霸有“痴疾”，捎话劝他“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
二是朝中对严光到来的反映。就在严光与刘秀同榻而眠的第二天早上，太史急匆匆来奏：“昨夜客星犯御座，状甚迫危”。客星犯主，兆示着有人谋反篡逆，触犯的是历朝历代皇家最大忌讳，属于诛族之罪。明明知道严光来到朝廷，明明知道严光昨晚和皇帝同卧同眠，却偏偏有这样的奏报，这意味着什么?矛头所指不言自明。太史背后是否受侯霸指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不是弱智，谁都能感受到这其中暗藏的杀机。这样的地方还能久留吗?
三是刘秀的表现。可以想象，凭同学关系，严光对刘秀的了解应是相当深刻的。但是，权力常常能使人M失本新，因此好多人一当官新格就发生畸变。刘秀是不是也会变呢?这恐怕也是严光要重点探察明白的问题之一。事实给了严光一个满意的答复。刘秀对严光的态度，使严光看到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平民皇帝，这不仅仅是同学请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请谊表现出来的纯朴和善良的本质，正是儒家倡导的“仁者爱人”的人君必备素质。更让严光感动的是，当有人奏报“客星犯御座”的时候，刘秀调侃式地反问道：“朕与故人共卧，便上感天象乎?”轻描淡写，不着痕迹，便化解了一个凶险的政治陷阱。这一举动，保护了严光事小，显示出刘秀的政治才能事大。严光明白，刘秀已成为一个具有高度驾驭能力的政治家，他留朝廷，已属多余。
严光不事刘秀，当然有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但是我认为，他考虑更多的是刚刚兴起的东汉王朝的大局。他爱刘秀，更爱一个人民安居乐业、强大统一的王朝。他之所以放心地离开，重新去过自己的隐居生活，是看准刘秀能行，这一点已为以后的事实所证明。但是，他若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想自己的荣华富贵，硬是要跻身朝堂，也无不可，即使发生派系倾轧，也未必就不能胜出。只是那样，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严光的良心和节草，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安定团结与社会和谐”。二者孰重孰轻，严光心中自有一本泾渭分明的大账。这就是严光令人佩服的地方，既能坚守节草，又能顾全大局，当进则进，当退则退，一切了然于胸，又泰然处之。
当严光最后一次拒绝刘秀时，已经年纪近八十。老先生致死明明白白，知道一个耄耋之人，除了给朝廷徒增累赘以外，还能做什么?其实，刘秀这时也不会认为严光还能给朝廷做什么贡献了，只是考虑他名声太大，做做样子给世人看而已。严光的洞明和超TUO，倒是给现在一些挖门子，通关节，撒泼耍懒不下台的领导同志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们至少可以学学古人，适而可止，借坡下驴，不要弄得急赤白脸，斯文扫地，尊严尽失。
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严光牺牲个人荣华富贵，以无为而为，成全了刘秀的一统江山，赢得了万世敬仰。先生高风亮节，映照着世道人心。宋人范仲淹在他的《严先生祠堂记》中，赞扬严光“云山苍茫，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有一位士子曾在过严子陵钓台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很能代表许多善良人的谦虚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