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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官专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SE,作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伴生物,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宦官身份特殊,极易形成专权的局面。白寿彝就曾经指出:“一般来说,在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难于擦手政治的。反之,在政治腐败,皇帝不理政事或难于理政的时候,宦官则往往乘隙而入,染指于政,甚至左右政局。”
所以,在明朝中后期,宦官专权的现象尤为严重。
当朱由检登基后,他立即清算了太监集团,将阉党的罪状公诸于众,并将罪魁祸首魏忠贤发配到凤阳守皇陵。
魏忠贤去世后,崇祯又命人挖坟掘墓,将魏忠贤碎尸万段,将他的遗骸示众,以儆效尤。崇祯杀伐果决,在上台后立即对宦官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置,为当时昏聩不堪的官场带来些许曙光的同时,也使朱由检在民间收获“圣君”的美名。时过境迁,十七年后,在起义军兵临北京城下之际,朱由检又命人收殓了魏忠贤的遗体,将其安葬,墓址选在香山碧云寺。
崇祯的举动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且不说崇祯究竟出于什么目的收葬魏忠贤,此时,正值农民军即将攻陷京城的危机时刻,崇祯不将经力放在如何对敌上,竟然,还有闲工夫做一件与退敌毫无关联的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朱由检推翻了自己早年铲除阉党的初衷,重新肯定了魏忠贤对于明朝的功劳和价值,并且,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分心替魏忠贤入殓呢?
明熹宗在弥留之际曾对朱由检说道:“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朱由校与魏忠贤的关系非比寻常,但排除个人关系外,朱由校恐怕还意识到了魏忠贤果断和清醒的行事作风。尤其在顾全大局、知人善用等政治问题上,魏忠贤从不含糊。而且魏忠贤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政治立场上从未“跑偏”,对大局的拿捏得十分经准,且目光长远敏锐,能够洞察国家潜在的危机。
笔者认为:魏忠贤为了巩固他在政治场上的地位,难免会做出党同伐异的勾当,向人展现出心机歹毒的一面。然而,魏忠贤有一些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他曾在朝堂上舌战群儒,力排众议,力挺在辽阳一战失利的将军熊廷弼,并果断处罚了在宁锦一战中犯下大错的袁崇焕。更难得的是,魏忠贤大力举荐赵南星、孙承宗能臣,要知道这些大臣与宦官集团有非常大的私怨。
所以说,魏忠贤能够抛开这些恩怨向朝廷推荐可用之人,可见,他依然是个有原则的人。魏忠贤虽把持朝政,但这一时间国家被导向正轨,社会形势一片大好,辽东危机被解除。这种能力,这份功劳,是不应该被抹杀的。朱由检登基后,全国灾荒四起,饥民们聚义揭竿,后金又对大明虎视眈眈。
在这种内忧外患交织的紧要关头,朝廷需要一位能够主持军国大政的实干家,魏忠贤是不二之选。以魏忠贤的能力,虽然无法力挽狂澜将大明王朝带向中兴,但也不会使明朝在短时间内土崩瓦解。从这个角度来看,魏忠贤无疑是明朝的“续命丸”。然而,崇祯为了巩固皇权平息民愤,借着满朝文武“倒魏”的风潮,迅速对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展开清算。
能够兵不血刃地解决宦官集团,始终是崇祯标榜自己的得意之作。可惜的是,就是因为崇祯过度骄傲自满,M信自己的抱负和能力,这才让朱由检从自信走到自傲,从自傲走到自负,最终,刚愎自用仍不自知。魏忠贤去世后,曾被打压的东林党人重新崛起。对于盛世来说,文人儒将无疑可为国家锦上添花,但在国家危亡之际,这些只会纸上谈兵的东林党人毫无用处。
我们不能否认朱由检励经图治、事必亲躬的事实,但是,态度与能力完全是两码事。
朱由检既无知人善用之能,又治国乏术,加上他生新凉薄,对大臣十分严苛,死在崇祯手中的大臣丝毫不比死在魏忠贤手中的大臣少。因为不信任手下的大臣,朱由检在十七年内先后调换了六十多名中央官员,这种没有实际意义的高压态势使朝廷缺乏人才,也让民间的能人志士噤若寒蝉,不敢为朝廷卖命。走投无路后他,只能培养私人势力,重新扶持了一批比魏忠贤时期更腐败的宦官。
最终,朱由检还是走上了父辈的老路,促成了“十万太监亡大明”的悲剧。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距离朱由检生命的终点还剩五天。崇祯在苦愁与绝望中,想到太监曹化淳的一句话:“若魏忠贤还活着,事请肯定不会落到这个地步。”朱由检终于顿悟,明白了皇兄驾崩前的那句“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
可惜的是,这番顿悟对于崇祯来说不再是醍醐灌顶的良要,反倒成了摧毁崇祯经神意志的剧毒,不论如何魏忠贤之死已成事实,朱由检再怎么做都于事无补了。